工信部将更多App专项整治场景纳入到整改范畴
2.投资主导已走到尽头,迫切需要转型。
在新型城镇化工作层面,韩俊强调,没有产业的发展,没有就业的创造,没有公共服务的提供,人为地让农民进城,一定会带来很多问题,所以应该将产业发展、就业吸纳、公共服务和人口集聚相统一。现阶段完全放开宅基地流转的限制条件还不成熟,如果没有任何限制,放开宅基地的市场,结果就是大量的宅基地使用权一定会被一些财力雄厚的城镇居民获得。
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大力提高城镇土地利用效率和城镇建成区人口密度。我国产业用地效率不高,工业用地容积率仅为0.3-0.6,远低于1.0的国际平均水平。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是注重社会公平,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逐步消除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之间的一些不平等的待遇和差距,保障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逐步创造居民自由迁徙的公平环境,还原户籍的人口登记功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在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中国经济时报社、中国经济新闻网主办的第五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上说,农民工问题、土地问题以及城市规划问题是城镇化所面临的三大严峻挑战。不能简单地把城镇化与创造GDP直接划等号,我们一定要看到城镇化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机遇,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另外,居住和就业、商业网点及公共设施布局分离,道路交通以车辆交通而非以人的出行为中心。在韩俊看来,应把保护农民土地权益作为基本原则,不能以牺牲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益为代价让工商资本进入农业,也不能以牺牲农民土地财产权益为代价推进城镇化。希望在于,如果放开银行业,允许私营企业与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正面竞争,资本将被分配到中国经济中效率更高的领域。
企业承受的压力已初露端倪:发放给一家濒临破产的煤炭企业的贷款,作为理财产品销售给了个人投资者,该理财产品现已到了违约的边缘。去年3月就任中国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已经正式发出了警告,要适可而止。到2014年底,经济增速或放缓至6%,即便2014年整体的经济增速仍可能达到或超过7%。有了这个魔法,即便投资规模——目前增速仍比GDP增速高6至7个百分点——有所缩减,中国仍能保持经济增长水平。
中国社科院(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的研究显示,如果计入国有企业借款,政府债务总量与GDP之比将上升至151%。产能规模过度膨胀,超过了经济实际需求。
此举无疑还将触动某些颇有势力的利益集团的神经。中国政府预计2014年的经济增速约为7.5%。如果中国政府现在将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作为目标,则需要让私人部门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借款问题上,中国政府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做了坦白。
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引起了高度关注,其中很大一部分债务隐藏在资产负债表之外。面对2008年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闭以后出现的海外需求大幅萎缩,中国通过听话的银行以及急于满足中央经济增长目标的地方政府,向经济注入巨额信贷资金,扩大开支修建公路、港口、熔炉。北京方面将稳重行事,以防引发经济危机。分销该产品的工行(ICBC)到目前为止一直拒绝为这支规模为5亿美元的信托兜底。
将经济重心从效率低下的国有部门——在胡锦涛当政时期规模有所扩张——转向私营部门将带来风险。不过海洛因在带来极度快感的同时也有副作用。
任何敢于阻挠的人,可能最终会发现自己站到了违反法律的一边。去年12月底,中央政府允许地方政府债务展期。
虽然出口增长显著放缓,经常项目顺差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从10%下降为仅2%至3%,但中国经济仍以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债务规模显著增长,而其中有一些是无法偿还的。地方政府得到指令,要求其延长自身债务的期限。 如果说胡锦涛执政期间的中国经济就好像是一个嗜增长成瘾的人,那么习近平现在希望用美沙酮来为之戒瘾。短期利率被允许上升了近3个百分点,信贷增速也从可怕的峰值23%降到了18%(不过这一水平也很难说得上是适中)。但在实际操作中,转型过程不太可能如此平顺。
中国的劳动人口数量现已开始减少。前几年,中国政府刻意压低经济增长预期,随后又以胜利的姿态超过预期。
虽然很多大学毕业生感到很难找到他们渴望的工作,但对于中国经济整体而言,失业不太可能成为一个问题。但企业借款或许将成为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
电、水以及土地等投入品的价格将由市场力量来决定。译者/马拉 进入专题: 经济增长 。
从现在开始,中国不会再不计成本地追求经济增长。但最终的结果或许比他们预计的要好:经济增长的速度放慢了,但质量有所提高。政府将更加强调经济增长的质量。两项审计结果报告已经公布,其中详细介绍了政府债务增长的情况。
工行是按资产规模计算的全球第一大银行。不过,考虑到习近平重拳反腐的魄力,反对的声音可能会减弱。
在这种方向转变中暗含的,是对于经济增长速度以及经济效率的权衡取舍。而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旁观者,正在等待中国经济崩溃。
在中国前任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任期内,中国政府痴迷于追求经济扩张。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的葛艺豪(Arthur Kroeber)认为,如果注入国有经济的每一元钱都转移到私营企业,生产力可能提高一倍。
即便是其中较为乐观的一份报告也承认,地方政府债务在短短两年半之内上升了近70%,即使是剔除或有债务之后的涨幅也达到了40%。从现在开始,对地方政府的考核将不再看经济增速,而是要看他们在清理不良债务等其他方面取得的进展——至少官方宣传是这么说的。这意味着中央正在敦促地方将自身财政建立在更稳健的基础之上。很多地方为了给长期项目融资借入了短期资金,其中有些项目在很长时间内都无法实现盈利,如果它们确实能够盈利的话
不过海洛因在带来极度快感的同时也有副作用。面对2008年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闭以后出现的海外需求大幅萎缩,中国通过听话的银行以及急于满足中央经济增长目标的地方政府,向经济注入巨额信贷资金,扩大开支修建公路、港口、熔炉。
短期利率被允许上升了近3个百分点,信贷增速也从可怕的峰值23%降到了18%(不过这一水平也很难说得上是适中)。即便是其中较为乐观的一份报告也承认,地方政府债务在短短两年半之内上升了近70%,即使是剔除或有债务之后的涨幅也达到了40%。
去年12月底,中央政府允许地方政府债务展期。在借款问题上,中国政府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做了坦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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